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在中国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发展迅速。从19世纪末至今，我国注册博物馆已有7000多家。现任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的高大伦工作在文物保护第一线。曾担任四川省文物局副局长、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亲身经历了中国博物馆几十年的发展。 20多年前，高大伦发表《博物馆仓库与百货仓库》一文，指出博物馆管理中存在的三大问题：家族财产不清、藏品信息记录不清晰、调查不完整、保管人变更时要转移。他叮嘱：如果博物馆仓库整体能达到d的管理水平，公寓商店仓库很快就会建成，这对文化和博物馆行业来说可能是一个巨大的福音。近日，新京报记者采访了高大伦。他认为，一些博物馆暴露出的问题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很多管理问题需要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政策条件下看待。在公众监督和自我创新中，中国博物馆正在寻找更安全、更透明的方式来保护博物馆。当被问及近年来我国博物馆管理体系的发展情况时，他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越来越好，未来会更好”。 12月19日，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高大伦接受新京报专访。新京报记者 张健林 摄：博物馆要定期盘点藏品，确保“像在家里一样，流通不断”。贝吉ing News：您为什么在20多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博物馆仓库与百货商店仓库进行比较？过去？高大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物仓库的重要性不如银行金库、金融仓库。在文章中，我用百货公司的仓库来比喻：里面存放着数千种商品——针、鞋、帽等，都可以在管理员的管理下有序地上架和检索。此类仓库的管理制度值得借鉴：工作人员需持凭证进出，存取货物需填写多份单据，并由负责人签字并经相关部门批准。仓库门不能随意打开。此外，所有货物的动向均记录在详细的日记帐中，并根据月度、季度和年度进行全面盘点。盘点结果必须如实报告。新京报：为什么库存库存如此重要？高大伦：关于博物馆的管理，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这两件事都指出了盘点藏品的重要性。一是1984年考古学家童恩正被任命为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对馆内外藏品进行彻底清点；另一种是2002年，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郑新淼到故宫博物院担任局长，上任后不久就提出了《故宫博物院2004年至2010年藏品清理工作方案》。在我国博物馆行业发展初期，大多数博物馆并没有养成定期盘点仓库藏品的共同习惯，也没有建立制度化的管理流程。在公关在博物馆的变革和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它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正是因为我们主要管理层“负债”过多，未能有力地落实相关工作，导致后续缺陷日益凸显。因此，我认为文物仓库的管理要精细化，有责任制。每一件藏品都必须建立完整的档案，每一次的收购和安置都必须被跟踪，每个保管人必须对其任职期间藏品的状况负责。只有建立权责明确、流程封闭、记录可追溯的管理体系，才能真正实现文物遗存“如在家中，流通常在”。重要藏品阅览权限须严格把控，文物安全是动态博弈。北京新闻：您所说的精细化管理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高大伦：过去博物馆的藏品记录往往很短。以贵重物品和贵金属为例，除了产地、尺寸、装饰等基本信息外，是否还应该记录其精确重量？它的体积和体积应该测量吗？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数据，其实很重要。想象一下，如果文物市场上出现了藏品中的一件疑似仿制品，这些详细准确的原始记录就能成为判定真伪的关键科学依据，为文物鉴定提供不可动摇的证据。我担任四川省博物馆代理馆长时，藏品中的一件金子必须要展出。保护部门的负责人对此事非常谨慎。他很严肃。他在取出金器之前会先称重。后w嘶鸣一声，他将天平封印起来。当金器回来时，他会用原来的秤来称量。前后都保持标准，说明他工作细心、干练。对于特别重要的藏品，应严格控制访问和查看权限。就连保管人、保管部主管也不得随意查看。此类藏品的定期检查、维护甚至开箱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必须经过部门主任、主持人员甚至馆长的逐级批准后才能实施。它并不是不必要的复杂，而是必要的、严格的制度保障。此外，面对一些具有重大历史和艺术价值的著名文物，如果在评估过程或维护过程中出现困难情况，连馆长都难以做出决定时，应启动报告程序及时向上级文化主管部门进行专业报告和咨询。这种恪守程序、权限明确、关键决策层层细致分析，是博物馆工作由粗放走向精细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的具体体现。其主要目标是以最严格的制度确保国宝的安全和可持续遗产。新京报：您如何看待目前的情况？博物馆藏品哪些地方被损坏或被盗？高大伦：首先我要明确一点：我认为任何博物馆收藏的文物都有可能被损坏或丢失。文物进入收藏后，并不意味着它们就处于完全“安全”的状态。当文物遭到破坏或丢失时，我们必须批判性地审视其背后的原因：是管理疏忽、制度漏洞还是外界干扰？佩滕斯？反抗？确定这种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避免尤为重要。我们必须正视文物安全是一个动态博弈的事实。有句成语说：“路高一尺，魔高一尺”。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演变，犯罪分子还可以用更复杂的方式来破解博物馆的保护系统。在这种情况下，文物安全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会因为博物馆的主观偏好而完全消失。回顾今年大英博物馆发生的盗窃事件，我想强调的是，博物馆不仅要建立和执行严格的管理制度，还要保持防范意识的不断更新和安全技术的迭代升级。文物安全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改进人类共同文化遗产必须有多种机制才能得到动态保护。理想的捐赠机制是捐赠者意愿与博物馆专业自主权之间的平衡。新京报：如今博物馆还需要大量收藏吗？高大伦：这是博物馆发展的根本问题。一个博物馆要举办某种类型的文物主题展览，其展品的质量直接取决于其藏品的广度和深度。例如，从拥有20000件同类型物品的仓库中挑选200件展品，肯定比从只有2000件物品的仓库中挑选相同数量的展品更具代表性和学术先进性。正因为如此，我在教学中专门开设了一门名为《收藏收藏》的实践课程，引导学生走出校园，亲自参与收藏工作。这不仅是为了培养他们主动发现和系统的专业意识重点征集藏品，还可以增强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深入实地考察的能力。在实践中，学生学习如何与收藏家进行有效沟通，了解他们的收藏体系和藏品背后的故事，甚至关注这些藏品是如何被研究、展示和使用的。同时，本课程还涵盖了许多实际问题，例如如何正确沟通和理解收藏家提出捐赠时可能附带的期望或条件；藏品入藏后如何通过研究、解读和展示，真正将其融入博物馆的叙事和使命中。新京报：向博物馆捐赠藏品时，对捐赠者的一般要求是什么？高大伦：赠送藏品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Maaa可以分为很多种情况。在某些情况下，博物馆对收藏家的藏品感兴趣，通过借展物品建立联系，然后鼓励收藏家捐赠；有时，收藏家会主动前来捐款。他们可能会意识到藏品的重要性，并认为如果将其存放在博物馆中，会得到更完整的保存；在其他情况下，收藏家的后代想要处置藏品，因此他们将藏品捐赠给博物馆。如果捐赠者和博物馆在捐赠时签署附加条件，一切都取决于当时双方的协调。有些捐赠者会要求为捐赠的藏品建立专门的博物馆或展览；有些捐赠者会强调，捐赠的藏品必须长期或短期展示。有的会要求博物馆在展示捐赠藏品时在标签上注明捐赠者信息和藏品来源；有的不会提任何条件，把一切都交给我博物馆。如果捐赠者对博物馆如何管理藏品有特殊需求，可以在捐赠时注明。捐赠不仅仅是藏品的实物转让。理想的捐赠机制应该在尊重捐赠者意愿和保护博物馆专业自主权之间取得平衡。他们之间需要有明确的共识、持续的沟通和理解。博物馆应该更加关注展品而不是藏品。新京报：博物馆应如何处理博物馆展品与藏品的关系？高大伦：博物馆的展品和藏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捐赠者捐赠给博物馆的藏品不一定会成为展品。博物馆有责任向公众展示历史，但保存历史也是他们的责任之一。一件藏品进入收藏后，是否对外展示取决于很多实际因素，比如展览的限制等空间、文物本身的保存状况、社会关注的季节性热点，以及不同时期对藏品价值和重要性解读的变化。目前，我国博物馆在展览策划和陈列方面取得了显着进步，但在藏品的体系建设和深层次价值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几年前，我参加了深圳国际博物馆日的主要活动。当时很多同事的分享都集中在当年博物馆举办的展览数量和规模上。我演讲的题目是《藏品是博物馆的力量源泉》。我一直认为，没有丰富、系统、高质量的藏品作为基础，任何令人印象深刻的展览都难以实现。因此，在博物馆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藏品，研究馆藏使藏品焕发活力，让仓库里的藏品真正焕发活力，而不仅仅是专注于展厅里的有限呈现。在教学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很多学生参观博物馆后，他们的反馈主要集中在展览本身的外观感受上。我经常提醒他们：作为考古和博物馆领域的学生，他们的专业视野必须超越展厅的界限，积极探索博物馆的大生态——它的前任馆长是谁？其采集规则和特点是什么？藏品的总体规模和构成是多少？重要藏品的起源、流通经历和文化意义是什么？只有建立对博物馆藏品体系的系统认识，才能真正理解博物馆的根基和灵魂。新京报：当前博物馆存在哪些不足我的展览？高大伦：我特别想强调的是，目前很多博物馆在展示出土文物时，往往会忽略重要的背景信息来追本溯源。很多展览中对文物的介绍只注重名称、年代、用途等基本信息，却没有说明其发掘的由来——哪个考古机构被发掘，哪个考古遗址被发掘，以及何时、如何被收藏。在展品说明中充分注明“某某考古研究所发掘”或“某某考古项目移交”，既是对专业考古单位工作的尊重，也是考古成果的宣传。考古学家经过艰苦的发掘、仔细的整理和系统的研究，将文化遗存带回了地球。其背后的努力应该通过以下方式传达给公众h 展览。同样，对于非亚洲文化遗存，博物馆也应主动标注展览捐赠者信息。无论是个人收藏家、公益基金会，还是文物发现者或后代，他们的慷慨捐赠和负责任的遗产都值得通过简短而庄严的解释来记录和感谢。它不仅是对捐赠者善行的表彰，也体现了博物馆的感恩文化和制度标准。这个看似琐碎的工作，实实在在体现了博物馆的专业态度和公共责任感。要实现信息透明和展览标准化，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和人力。馆长是博物馆信誉的真正负责人。新京报：在博物馆管理体系建设中管理者应该扮演什么角色？高大伦：有人曾经教导说，现代博物馆馆长必须是一个专家、教育者、管理者，三者缺一不可。我认为馆长作为博物馆公信力的真正负责人，必须有政治才能和廉洁。博物馆是公益性机构。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逐步开放信息收集和管理流程，接受社会监督。对于不可避免的历史问题，更换馆长必须系统地、逐步地​​纠正早期藏品记录不全、权属不清、管理漏洞等问题。馆长还应该成为捐赠和收藏规则的把关人，规范收藏程序，平衡捐赠者的意愿和博物馆的学术自由，避免因偏袒或利益而产生偏见的专业判断。针对文物真伪、权属、处置等争议，管理人员必须以专业、专业的态度应对。以谨慎、开放的方式维护机构的声誉。另外，我想强调一下对收藏的重视。策展人应通过数字化、专题研究、专题展览等方式，将未展出的藏品带入公众视野，实现“建藏”而非“建展”。新京报记者 张健林 编辑 刘梦洁 校对 李丽君